在疫情影响下，过去一年间的全球艺术体验发生了大幅改变。当作为封闭空间的展馆不能开门迎客，当作品的跨国运输成为难题，视频作品又一次成为了时代的宠儿，用一场又一场线上放映和线上展出填补着时间线上的空白（只不过二次元的坚守并无力拯救实体空间的落寞）。经历了五十多年的发展，视频艺术早已进化得可轻便小巧可恢宏壮观，可阳春白雪可下里巴人。
对应video art，简体中文两种译法并行。最初根据技术载体称录像艺术。后来随着技术发展，“录像”无法兼容诸多媒介，于是改称视频艺术。视频艺术把落脚点放在形式上，凡以动态影像为形者，不论录像带、投影还是网络流媒体，皆入此类。录像艺术则自带古早味，一出场就带着机器的蜂鸣和繁复的线缆，指向着机器作为物、作为展示主体极具存在感的年代。录像艺术的褶皱里隐匿着复杂的时空差异，像其他所有艺术形式一样，既有世界范围内的连结，又绝非单一线性。在美国，它是六十年代应新技术出现而开始的探索，闪耀着艺术界对时下技术变革的旺盛好奇心和敏锐洞察力，是美学追求与工程实干的重要联姻，既是艺术手段的开发，也是那手段在艺术实验及其记录中的应用。而在中国，录像艺术是八九十年代涌入中国的新奇西方及其所代表的现代性，为困于古典和现代断层的当代艺术提供了突破口，是以张培力和他镜头下的乳胶手套（《30×30》，1988）为代表的对社会现实的回应。
《30×30》，张培力，1988
作为美国录像艺术先驱，瓦苏尔卡夫妇（斯坦纳·瓦苏尔卡和伍迪·瓦苏尔卡）在中文语境下被提及时，往往不过寥寥数语。究其原因，固然有白南准等艺术家在艺术创作和商业推广双方面的成功，也有瓦苏尔卡夫妇自身的隐逸。他们合作紧密，同时朝着各自醉心的领域不断尝试，在门派众多、轰轰烈烈的纽约既交游甚广、日夜笙歌，又不自困于其中，始终保持着自己的节奏，忠于自己的选择。这样一对侠侣，在显示器、合成器、调制器、音序器以及各种他们捡来的、他们改造的、他们发明的、他们委托发明的设备之中自得其乐，始终保有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他们也热爱人，在创作如日中天时创办了The Kitchen，一度成为众多实验音乐、舞蹈、演出等的发表和交流平台，当然也少不了无穷无尽的聚会和狂欢。二人之中，斯坦纳大概对人更感兴趣，更关心设备对周遭环境的反映和干预，而伍迪则更关心信号处理和设备改进。他们不断挖掘着电子设备作为物的纯粹美学和情动，在屏幕上变幻的线条、叠加的色彩中挖掘着Jane Bennett所谓的物自身的生机。朴素的大脑袋显示器中映出了神秘莫测的景观，那景观绝非天然，也不像大众电视一样竭力拟象，而是自成一体，像瓦苏尔卡夫妇本人一样在响应刺激的同时，用独一无二的语言进行自我表达，不时惊艳四座。
后来，这对侠侣离开了纽约，离开了The Kitchen，晚年隐居在新墨西哥州，始终不懈钻研，但难免生活窘迫。他们逐渐老去，逐渐被世人遗忘，但往返于废弃物收集站的脚步不曾停歇——他们拖回一件件宝贝，继续在电子世界的奇幻旅行。近年，他们在母国（斯坦纳生于冰岛，伍迪生于捷克斯洛伐克）重新获得关注，建立起作品资料库和常设展览空间。2019年，Hrafnhildur Gunnarsdóttir拍摄了关于他们的纪录片《The Vasulka Effect》，不仅回顾了他们一路走来的经历，更忠实展现了他们蹒跚的现在。讲故事的是斯坦纳，干脆豁达，年老没能掩盖她的凌厉棱角；而伍迪病魔缠身却不失幽默感，影片拍摄完成不久后即与世长辞。影片将一对侠侣的往事娓娓道来，口吻温和，基调平实。面对这样一部作品，不知斯坦纳和伍迪本人会作何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