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叶星宇 编剧：叶星宇 年份：2024年 时长：80min 地区/国家：美国 主演：惠王军 |
口罩有哪些用法？
遮口鼻、遮口露鼻、遮下巴、戴在颅顶、擦鼻血，遮驴鼻。这是电影《三个羯子》给出的答案。
2024年秋，青年导演叶星宇的剧情长篇首秀《三个羯子》在东京国际电影节全球首映。这部长80分钟的小巧作品用一桩笑中带泪的小故事回顾了中国在新冠疫情期间不顾普通民众的生活安定、大兴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并产生极度资源浪费的管控政策，以及在这些死板教条、朝令夕改的政策下身居权力下位的普通居民处处碰壁、有冤无处伸的憋屈生活。
故事落脚在中国陕西省榆林市“秦芦村”。主人公秦洪飞（音）与妻子在城里工作生活，父母是秦芦村养羊的农民。飞飞夫妇所在的小区即将封锁前的深夜，妻子的上司打电话向其求购三只羯羊。由于疫情期间销售机会难得，更是受上级领导所托，飞飞第二天清早紧急驱车返回秦芦村，准备取羊送货。不料，飞飞才回村，城里就传来发现两例无症状感染者的消息，令他不得不接受多次核酸检查和电话问询，并被要求在村内父母家隔离七天，好不容易送上门的那单生意也做不成了。
本应为居民生活提供支持的行政机关披着服务的外衣，具象化为写着“服务中心”几个大字的村委会大楼，实则以威权的形式对当地社会加以管理和控制，常常通过威胁个体利益来实现行政要求的绝对落实。正是在这幢与村民的土房截然不同的钢筋混凝土大楼里，上级干部在防疫作战会议中为了加强村口的人员进出管理，提出让领低保[1]的志愿者负责村口检查站，如果工作不力就取消他们的低保资格。这种强制手段不仅与飞飞父亲当年作为村书记强制执行计划生育政策[2]的无理性一致，也与飞飞的债权方以欠债会导致其子翔翔（音）无法通过政审以致无法成为公务员为要挟催债的手段如出一辙。如此蛮横的管理技术运用的却是先进的科技设备。在没有证据显示村里有任何病毒感染者的情况下，村民们的行动被严格约束在各自家中，大门上、羊圈上都贴了封条，并由无人机移动监视，不仅不许人们聚集，甚至不准单独外出放牧，当然也不准卖羊做生意。行政管理透过移动电话渗透到人们的私人生活中，最大众的通讯软件微信不断下达通知、传达朝令夕改的上级政策，来自各级疫情防控部门的调查电话接连不断地骚扰飞飞，更有诈骗活动趁机伪装在其中。核酸测试被过度执行，连感冒打喷嚏的羊也不能放过，“欺负完了人欺负羊”。
在这样的社会架构下，能够得到国家和党政机关背书的公权代理人们拥有对当下形势和政策方针的绝对解释权，其狐假虎威得到的权力地位——不管那是多微小的权力、是多么基层的地位——不容协商或质疑，使得这些人借公权谋求个人私利，建立起以私利互贿为纽带的人际关系网络。在宗族制度根深蒂固的陕西省[2]，公权和公权的代理权甚至可以使人凌驾于父权、族权之上：作为已退休的前任村书记，飞飞的父亲尽管眼见着政策的设置和执行过于死板乃至伤害了自己家人的利益，仍然迂腐地坚持认为要服从政策的安排，即政治任务高于个体利益；前来强制执行任务的现任村书记从飞飞一家人口中得知城里领导要羊，利用自己防疫统筹的身份假称疫情升级、政策有变将飞飞拦在家里，自己则以两盒烟为好处，派防疫志愿者离开岗位快马加鞭开车给领导送上三箱羊肉；现村书记面对着飞飞父亲这位工作上的前辈和宗族网络上的长辈绝不通融，因为儒家美德在绝对权力面前不值一提，在已经失势的前村干部上进行情感投资也远不如设法讨好处在权力更高位的城里领导回报可期；成为疫情防控志愿者的翔翔在穿上公配防护服的那一刻就暂时性地获得了凌驾于其家长之上的地位，父亲和爷爷都不得不顺从；飞飞见儿子气焰嚣张作势要打儿子，可是如果说往昔打儿子是父权制赋予飞飞的不正特权，那此时此刻打儿子就成了破坏防疫政策的罪人，“要坐牢的”。
翔翔的确能够一时假借行政权力反抗父亲。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年轻的他一腔方刚血气无处可去，只有冲自己的父亲发泄。本应在大学接受高等教育的他，虽被安排在家中上网课，实际上却过着蹲检查站、给人测核酸、刷手机看抖音的日常。作为大学生的翔翔没有机会增长技能或学识，作为配合政府工作的好公民他也没有被组织上允诺任何好处，甚至或许真的会因为欠债而无法通过政审成为公务员。也就是说，他和同时受制于城里领导、村干部、家长和孩子的父亲飞飞以及退休失势的爷爷一样，都处在无力的状态。爷孙三代即是三个羯子，飞飞和翔翔都无法飞翔，被圈于牢笼之中。而三人之中，翔翔和爷爷以政府和组织干部为纲，为命令是从，飞飞则拒绝向无理的政策低头。他不知疲倦、三番五次地挑战权威的管束，尽量避免正面冲突，一找到机会就钻空子，乃致村书记亲自带队给他的汽车轮胎泄了气，一举重创了他出逃所需的交通工具，打消了他的出村计划。他仍不认输，带着小羊徒步翻山去邻村屠宰场，期待这次能够成功。遗憾的是，他的努力仍在儿子翔翔操纵的无人机追踪下化为泡影，身在天地之间却无处可逃的他最终放声号啕大哭。
直接表达出对政策的不满和反抗的是“不懂事”的女人们：一边是在农村拒绝接受核酸检测、被晚辈村书记斥为“不懂事”于是给了他一记“你妈不是女的？”有力还击的飞飞母亲，另一边是在城里被封控在居民区内向小区管理人员争取蔬菜、在被要求隔离转移时以“要上厕所”为由挑战突如其来的无理安排的飞飞妻子。或许是为了反映女性在父权和极权下难以现身的社会实情，在剧情设置上婆媳两位女性的戏份都十分有限。然而，电影四两拨千斤地表现出了二人之间的某种共情（当飞飞父亲质疑飞飞妻子为何得到上司重视、暗示其间是否有越轨关系时，是飞飞母亲插嘴说飞飞妻子一定是因为工作能力强才受到赏识），有效地为两位女性不约而同地成为了直接挑战行政规定的反抗者做了铺垫。在社会结构和日常生活中长期受困于性别权力失衡的女人们对政治领域权力的失衡更加敏感，对在现有体制中争取政治权力成为人上人的奢望祛魅得更加彻底。无缘得到政治权力加冕的女人们更加清醒，能够在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利益时直观感受到制度的不公并做出回应。
作为讽刺社会中种种怪象、乱象的中国黑色喜剧，《三个羯子》与五十年代“百花齐放时代”的《开会》（1953年，剧作邢野）、《新局长到来之前》（1956年，导演吕班，剧作何求）、《没有完成的喜剧》（1957年，导演吕班，剧作吕班、罗泰）等作品，以及改革开放以后的《黑砲事件》（1986年，导演黄建新）、《站直啰，别趴下》（1993年，导演黄建新[3]）等作品可以说处在同一脉络当中。这些作品都贴近现实，其中所体现出的无法与时代发展同步更新、拒绝自我变革的政治体制所体现出的陈旧迂腐，以及在体制当中有意或无意运用那些刻板的、不合理的政策规定去谋私利的个体，都如出一辙。不同的是，五十年代的作品大多批判在基层组织中身居要位但不做实事或见钱眼开、唯利是图的个体，而无意将矛头指向组织本身。改革开放后中国城市社会的经济条件和生活样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的价值与旧的体制、新的追求与旧的思想不断发生冲突，八九十年代的作品随之体现出一种反映城市社会乱象以及小人物在其中身不由己、各自蝇蝇苟且谋求生存，而对于其处境不追求根本责任、对于其困惑不问终极答案的倾向，组织与体制更进一步隐形。《三个羯子》将不断强硬地介入飞飞的生活的来电铃声设置为歌曲《在人间（有谁活着不像是一场炼狱）》，呼应和延续了那种人人皆苦的无奈。但这首歌不仅内容值得关注，它曾在中国社交媒体中引发的社会效应以及随之而来的被迫下架的后果也不容忽视。《在人间》创作于2014年，旋律改编自英文歌曲《What are Words》，由贵州作者龙章建填词、陕西歌手王建房以普通话和陕西方言分别演绎。这首描绘底层困境的歌在以像秦洪飞一样在底层社会挣扎的男性打工人为核心用户画像的社交媒体软件“内涵段子”上走红，不仅被转载到其他大型社交媒体平台，而且在线下聚会中得到广为传唱，乃至触发了政府的审查机制，一度在网络世界销声匿迹。对《在人间》的惩罚与删除讨论热点社会新闻的网络发言一样，皆是出于政府对普通民众自发连结的警惕，无论那将人们连结起来的是恐惧还是愤怒，是不满还是无奈。回到《三个羯子》电影的剧情本身，尽管故事聚焦于由地方政府和官员带领执行的防疫行为，但鉴于在三年新冠疫情期间中国政府多次强调全国的疫情防御和管理政策由中央领导和指挥，政治制度与统治权威在故事中直接在场，看似没有实体，实则无处不在。在故事叙述和镜头语言方面，电影也不再像前两波黑色喜剧那样只顾贴近某个人物的处境与选择，而是不时采取更为抽离的视角，向更高更无形的权力追问为什么、怎么办。
《三个羯子》通过手机这一载体传递了许多重要信息，并复刻了疫情期间频繁发生的普通居民与封控人员之间发生冲突的画面。实际上，在三年新冠疫情中，许多不公和不条理就是这样被现场群众用手机记录下来后传播到网络平台，传到中国内外关心它的人们那里。而散落在五湖四海的与中国有关联的人们在无数个时刻，就是那样捧着手机看着混乱的画面，共感着镜头那端的困窘、愤怒和绝望，不知所措、悲从中来。也正是在这些共同经历的基础上，白纸运动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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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低保：为低收入个体/家庭提供最低生活保障的补助金。
2 与现实生活中的许多乡村一样，“秦芦村”还没走出计划生育的阴影，围墙上关于计划生育的宣传标语仍斑驳可见。飞飞作为在疫情期间擅自移动的外来人，不仅被谣传成病毒携带者，更是被与当年强行落实计划生育政策（电影中没有明确提及推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手段，事实上包括强制绝育、强制堕胎等）、害人性命的飞飞父亲作类比，是故意回到村里给乡里乡亲投毒、害人性命的坏人。
3 这在贾樟柯提及山陕文学创作者的纪录片《一直游到海水变蓝》（2020年）中可见一斑。
4 黄建新与张艺谋、陈凯歌等同属于第五代导演，作为当代中国主流导演近年常被委以重要政治任务，执导为共产党统治的正统性背书的红色影片。他在早年曾拍摄先锋三部曲（《黑砲事件》、《错位》（1986年）、《轮回》（1988年））、城市三部曲（《站直啰，别趴下》、《背靠背，脸对脸》(1994年)、《红灯停，绿灯行》（1996年））、心理三部曲（《说出你的秘密》（1999年）、《谁说我不在乎》（2001年）《求求你，表扬我》（2005年））等多部讽刺政党官员思维僵化教条、管理效率低下，以及中国局部高速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的矛盾与失衡的电影。
